“确定要挖？”全盛叔执长锹，下不去手。

背对着全盛叔蹲在地上的人冲那丛蓬勃的鬼针草啐了口唾沫。“挖！”蹲着的人一个猛子站起来，没比蹲着的时候高多少，鬼针草齐他的胸口。

我牵着花花走过。花花吃饱了肚子，身体微微抖动，尾巴很惬意地甩起来，让那些蝇虫找不到落脚的地。我问：“东哥，以后我还能来这儿放牛吗？”东哥弯着腰，隐没在那片绿里，唰唰唰，鬼针草就溃不成军被齐齐放倒了。花花走近前嗅闻了一下，不感兴趣。东哥埋首割草没理我，于是我一牵牛绳，以此掩饰我的自找没趣，“花花，咱们回家去。”

吃晚饭的时候，我说，东哥在挖大伯母的坟。阿妈从鼻子里嗤出一声：“三寸钉，出绝了！”后一句在客家话里是骂人极重的话，我不敢再接话了。

阿妈素来不喜欢东哥，这源自我八岁那年的一筐鱼。

那一年年底生产队打旱塘，得了丰收。肉何其珍贵，阿妈高高兴兴早早让我拿了家里最大的簸箕去分鱼。做生产队长的东哥没有如阿妈所愿，用几条大鲩或大鲤把我的簸箕给装得满满当当，反而把我晾在一旁。我紧紧抱着簸箕，直到哄闹的人群心满意足散去，东哥这时才有空理我，他把拖拉机里剩下的泥鳅河虾小扁鲫一股脑儿扫进我的簸箕里。我倒是爱吃河虾炒韭菜，小扁鲫油炸后用豆豉蒸也特别香。阿妈说我傻，东哥肯定自己先留了大鱼。我悄悄去翻过东哥的灶头，并没有发现任何鱼的踪迹。我回来告诉阿妈，阿妈更生气，说照顾亲人就不是照顾吗，凭什么东哥做好人要拿自家人当冤大头？

鱼是导火索，地，则是阿妈对东哥积怨愈深的催化剂。东哥挖的那块地，严格来说有三分之一应该划拨到我家。东哥卸任生产队长那年春天，阿妈前脚刚清完地里最后一茬韭菜，把鸡鸭粪拌在地里翻了一遍，大伯母后脚就撒了一把玉米粒下去，待阿妈买回菜秧子准备下种的时候，玉米苗已经窜到小腿肚那么高。阿妈想铲掉玉米苗，与大伯母起了争执，来劝架的东哥不小心推了阿妈一把，阿妈不哭不闹，回来后脱下泥衣裤说，让她争，最好死了也埋那儿。

大伯母是东哥的阿妈，过世后果真就葬那块地里。在我们这儿，人走后，是先用棺木土葬，若干年后开墓启棺，捡出骸骨，洗拭干净后再装入金埕择吉地安葬。东哥突然挖坟，居然不是为了大伯母的二次葬，人死为大，也难怪阿妈会啐他。

东哥来找阿爸那日，还是骑着破破烂烂的三轮车，人矮矮地坐在车上，滋溜从车上蹦跳而下，特别滑稽。他们把茶喝到极淡极淡。东哥走后，我问阿爸，东哥来聊了些啥。阿爸笑得畅快，你东哥说，人死了就不该占地方，得把地挪给活人。

上大学的那年暑假我回到家，花花已经老得步履蹒跚了。我牵着它走在以前经常走的路上，溪水瘦了下来，禾田倒还是一样葱茏。那块曾经承载着两家人的恩恩怨怨，曾经长满花花最爱啃食的青青嫩草，曾经安息过一个魂灵的地，不见了踪影。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隅，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菁华园”。

在那块捐赠纪念碑上，我看到了东哥和阿爸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