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是个写戏的。

老牛不是真写戏的，真写戏的是指写剧本、作曲。这些老牛不会。老牛会的是代表剧团和外单位谈演出合同。说白了，老牛就是剧团跑业务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业务经理。

业务经理嘴巴都能谝，白的能说成黑的，黑的能说成绿的，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老牛也行，说话就像没了龙头的水管，一绺一串滔滔不绝，听起来能烦死人。可没人敢烦他，那时剧团红火，有好演员也有好戏，有单位排着队请剧团去唱戏，谁前谁后谁白场谁晚场，团长老年忙得顾不上，都是老牛说了算。

老牛牛气得很，有人找来了，他昂着头板着脸坐在桌前抖着二郎腿，屁股下面的破椅子也高兴地“咯吱咯吱”干叫唤。来人见了，一边递烟一边点火，要赔着小心说好多的好话。老牛吃完烟，把手里的烟头弹出门外，才开始说事儿。事儿很简单，他的话长，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眼看到了饭点，来人说：“牛老师，我们把戏写一下吧。”老牛说：“不急不急，我还没和团长沟通呢。”来人说：“团长啥时回来？”老牛说：“团长忙呀，也许下午，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工夫也是钱呀，来人也是明白人，说：“那牛老师，你不嫌弃，我们——找个地方喝两杯？”老牛舒颜一笑，说：“看你这话说的，我不去的话还说我拿大牌了。”来人说：“牛老师本来就是大牌呢。”老牛放下大牌的架子，亲切随和地去了。他不在乎什么地方，有猪头肉就行；也不在乎什么酒，能喝醉就行。老牛喜欢那种醉醺醺飘飘然的感觉。来人以为老牛喝醉了就可以签合同了。“慢，”老牛说，“我还要到现场看看吃喝拉撒睡的地方，我要为团里几十号人负责呢。”改天，老牛骑着那辆破旧的红旗牌自行车去看演出的地方，接着又喝一场酒。喝到醉眼迷离，他才掏出剧团统一印制的合同，让人家过目签字。这时，老牛会说：“老哥，你这事儿办得好，到时我给你挑几个女演员陪你喝几杯。”那人很惊讶。老牛说：“他们平日只陪领导喝酒呢。”那人听了，喜滋滋掏出屁股后面的章子，一摁，这戏就写成了。

回到团里，老牛拿出合同在团长那里叫唤，说是写个戏好作难，让人费劲巴力的。团长说：“费劲巴力的是唱戏的演员、乐队的师傅，没有他们费劲巴力弄一台好戏，你写戏才作难呢。”老牛脖子一梗，说：“没我这个写戏的啊，你有好戏也球不顶。”

真应了老牛的那句话，有好戏也球不顶。还是那些演员，还是那些文武乐队，戏排得比原来还要热闹好看，愣是没几个人看戏了。团长把希望寄托在老牛这个写戏的身上。老牛已经是副团长了，他很想显摆显摆副团长的能耐。风水轮流转，老牛也知道比不得过去，放下架子弓着背赔着笑地求人，还是写不来戏。为了写戏，他还带着女演员去陪酒陪舞，抑或是请客送礼，仍然球不顶。不过，老牛可把自己的戏写成了。

他从剧团副团长一步当上文化局副局长。

剧团的日子更难了，一连几个月发不下工资。那些老同事以为他会念旧情，关照关照剧团呢，他愣是不管不问。团长找到他，他歪倒在沙发上，脚在茶几上敲着节奏。不待你说完，他说：“我知道了，等我和局长研究了再说。”团长知道他的爱好，想请他小喝两杯，他头一摆，说不是那个县长叫，就是这个局长请，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生活难以为继，美工老孟拉了一杆子年轻人组成演艺公司到外地发展去了。剩下的同事有的改行，有的退休，一个红红火火的剧团只留下几个看门的人。

老孟能干，他把演艺公司搞得红红火火，演出的节目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省报也作了长篇报道。按说这是件好事，而县里领导觉得一个县连剧团都养不起，很丢脸，要求演艺公司的演员全部回来上班。

外面能演节目能挣大钱，老孟他们才懒得回来。那时，老牛已经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威胁说，不回来就一律除名。老孟急乎乎地跑回来找老牛。老牛坐在老板桌前，人窝在真皮老板椅里，脚架在老板桌上抖得欢势。老孟咽口唾沫说：“要我们回来可以，要跟局里签合同，我们保证有好节目，局里按照演出场次给予补助。”老牛说：“好节目顶球用！你们演不演都成，局里给你们发一半工资。”这个条件比原来还差，老孟还想争取一下，可演艺公司的演员听说了，觉得不演戏还有钱，都说老牛的办法好，多数人呼啦啦回来了。老孟的演艺公司只好散了。

这回，老牛又把戏写成了，他除掉“代”字当上了局长，蹦得更欢势了，而剧团的日子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