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经陕北转战到达四川巴中，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我的父亲苏明德（原名郑仕金），时年11岁，感觉到了世道发生的变化，跟着身边的人闹起了革命，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1921年12月24日，父亲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今巴中市恩阳区）尹家铺村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小小年纪就到地主家放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巴中，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

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成了村里苏维埃政权的领头人，刷标语、发动群众开会，忙得团团转。年少的父亲感觉到很新奇，时时追在他二哥的屁股后面看热闹，听着一些新名词，他似懂非懂。问，什么是革命？二哥答：革命，就是让我们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

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听你二伯说，革命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我可高兴了。一定要革命，因为我常饿肚子，穿破烂的衣裳，能不想革命吗！”于是父亲后来成了村中儿童团的一员，父亲的二哥后来也当上了村里苏维埃的主席。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四方面军由进入川陕根据地前的15000余人扩充到近8万人。我二伯父郑仕友带领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区内的2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这200多名青年后来被整建制编成了一个红军营。二伯父也由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转换成红军营长，父亲跟着他二哥，闹着要参加红军。可他时年还未满12岁，红军首长说，年龄太小，等几年再当红军吧。

当时，二伯父非常喜欢这个小他9岁的二弟，也就是我的父亲，并且也不想让他参加红军，毕竟年龄太小，可敌不住弟弟的执拗，便利用自己当红军营长的职务便利，做主同意二弟当上了红军，让二弟在身边当勤务兵。

事隔多年，父亲用他非标准也完全失去四川乡音的东北话说：“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当上红军，就有了出操、训练这些活。父亲后来时常给我们描述：家乡有一棵大黄葛树又称大叶榕，一树分成3个大枝杈，大枝杈上又分小枝杈，枝繁叶茂。

在这棵大榕树下，父亲时常挎着小马枪每天出操、训练，十分卖力，也十分的神气。小红军呢，想法天真，好玩，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革命道路上，会吃那么多的苦、遇那么多的难。

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百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被毛泽东称赞的、排名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继中央苏区之后也被捣腾丢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未满14岁的父亲跟随他的二哥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离开大巴山前，喝了口家乡水，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61年第5期的《诗刊》。在上面，一个署名陆棨的作者刊发了一首诗，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集结出发地——大巴山中的旺苍。他知道我父亲是从大巴山走出的小红军，就将这首诗抄写给了我：

通（江）、南（江）、巴（中），

红军老家，

家门口，

就在旺苍坝。

万里长征，

从此出发，

百丈关前杀白匪，

旺苍河下饮战马。

喝口门前水，

万里不忘家，

马蹄印里，

丛丛杜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