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年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中暗骂：“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