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耿是我在洗煤厂时的工友，叫他小耿，他其实并不小，比我大十五岁，所以我一直称他为“耿师”。

1993 年10 月3 日我第一天上班就认识了小耿，瘦瘦的，眼睛挺大，爱笑，留着八字胡，一口介休城内方言，这在皆是矿务局式普通话的环境里有点异类，却让同样说介休话的我倍感亲切。

小耿背上有罗锅，不懂世故的我问其形成缘由。班上的刘信师傅有理有据地说，这是他从小身体不好造成的。“淤积所致啊！”小耿却笑着不做任何解释。

工厂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地方，没有良好的体力和技术是很难得到别人尊重的。小耿年轻却力衰，干不了几下活计就会小声喘气，实在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小耿也就成了大伙开玩笑的对象。小耿也不生气，遇到这样的时候总是笑笑，或者自我调侃几句避开话题，大家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班长好多次劝他求求人，在厂里重新找个清闲的岗位，小耿却默不作声。后来得知耿嫂是纺织厂工人，下岗在家里。工友们都知道小耿的情况，工作中就尽量帮他、迁就他。

上班不久的一天，班长派我们俩到铸工班检修暖气。干活中我突然发现小耿不见了，找到他时发现他正抱着近六十摄氏度的暖气管子瑟瑟发抖。我看着不对劲，也没见过这阵势，赶紧回班上叫人。大伙说这是重感冒，得赶紧送医院。班长向厂里要汽车，可巧厂办的车出任务不在。我赶紧骑自行车带着他，风驰电掣骑到矿务局医院，然后背着他就医。一路上小耿的头无力地耷在我背上，隔着厚厚的冬衣，都能感到他额头的灼热。小耿病愈后对我更为友好，经常在工友前念叨我的好。

1997 年冬天，我媳妇即将临盆，思想封建的房东却提出不能在他家房子中生产。我无语更无奈：“生孩子是到医院的，不会占你家房子。”但房东太太不允，执意要我另觅他处。小耿得知后二话不说，带我来到新华南街的排房中，执意要我住在这里：“这是我爸的院子，东屋里外间你住，不要你的钱，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要知道那天上午我刚刚求助于至亲，却遭到严词拒绝，相比之下，小耿的真诚瞬间让我的眼眶湿润。后来父母集资的房子恰好交工，就没到他那儿租住，但小耿真挚的情谊永远留在我心底。

后来我调离了班组，虽说还在一个厂，但与小耿接触极少。他就像我生活中的好多人，突然就失去了联系，若要再接触需专门寻找。

2006 年12 月初，小耿英年早逝。工友们不无遗憾地说起他去世的缘由：这些年一直就有病，也不去看，久而久之器官都衰竭了。才49 岁呀！我心里很震惊，第一次感到死亡距离我们这么近。赶到矿务局医院太平房吊唁时，只有寥寥的几位工友陪伴着红肿眼睛的耿嫂和长跪地下的独生女，凄凉又无助。我失声痛哭。

记得那些年班上聚餐，小耿都会说自己属鸡，绝对不吃鸡肉。所以我就记在心里，查了查，他生于195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