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秦策一》中记有一个《司马错论伐蜀》的片段，记载了司马错与张仪的一场经典争论。这是战国史上着名的辩论，张仪虽然贵为连横派的领袖，这次却败在同样滔滔雄辩、有理有力的司马错面前。

司马错跟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战事。司马错主张先去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先去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你们各自说说理由。”

张仪说：“我们先跟楚、魏两国结盟，然后再出兵三川，堵住轘辕和缑氏山的关口，挡住屯留的孤道，这样魏国就能阻止韩国出兵南阳，使楚军进逼韩国都城南郑，这时我们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城外，惩罚二周的罪过，占领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自知无法解救，一定会交出九鼎等宝物。我们据有九鼎之后，再按照地图和户籍，假借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天下没有敢不听我们命令的，这才是霸王之业。现在的蜀国，只不过是西方一个边远小国，戎狄各族的首领，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能因此而建立霸业。臣常听人说：‘争名的人要出入朝廷，争利的人要出入市场。现在三川、周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可是大王却不去争，反而争夺戎、狄等蛮夷之邦，这距离霸王之业实在太远了。”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务必先扩张领土；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广施仁政。这三件事都做到以后，自然可以获得天下。如今大王地盘小，百姓穷，所以臣希望大王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因为蜀国是一个偏僻小国，是戎狄各族的首领，并且有像夏桀、商纣一样的祸乱。如果用秦国的兵力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派狼群去驱逐羊群一样简单。秦国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版图，得到蜀国的财富可以使百姓富足；虽是用兵却不伤害一般百姓，并且又让蜀国自动屈服。秦灭掉了蜀这样的小国，诸侯不会认为秦暴虐；即使秦抢走蜀国的一切珍宝，诸侯也不会认为秦国贪婪。我们只要做伐蜀一件事，就可以名利双收，甚至还可以得到制止暴虐、平息骚乱的美名。去攻打韩国，劫持天子，这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名，不见得能获得什么利益，反而会落得一个不仁不义的坏名声。干天下人不愿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请让我讲明理由：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齐是韩与周的友邦，一旦周知道自己要失掉九鼎，韩清楚自己要失去三川，两国必然精诚合作，联络齐、赵去解楚、魏之围，自动地把九鼎献给楚，把土地割让给魏，这一切大王是不能制止的，这也就是臣所说的危险所在。因此，攻打韩国是失策，先伐蜀才是万全之计。”

秦惠王说：“好！寡人听你的。”于是秦国就出兵攻打蜀，经过十个月的征讨，终于占领了蜀地，把蜀主的名号改为侯，并且派秦臣陈庄去辅佐蜀侯。蜀地划归秦国版图之后，秦国越发强盛富足，而且更加轻视天下诸侯。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针锋相对，主要从分析攻打蜀或韩的利弊入手，层层剥笋，招招制敌，把张仪的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从而说服秦惠王放弃张仪的建议。

第一，匡正强国之道。张仪的强国之道分三步，即假意结盟、逼取“九鼎”、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错则提出了与张仪不同的王道之路——强国、富民、仁政。张仪之道是利用“拳头”直捣“龙宫”，棒杀威逼，路子太过霸道，不计后果，不得人心，必招天下怨愤。对于还是“地盘小，百姓穷”的秦国来说，有可能霸业未成，反而与天下为敌，结果适得其反。司马错的路数就是迂回强国，打好强国富民的基础，合国情，顺民心，稳扎稳打，代价较小。两相对照，司马错的路径更胜一筹，更高一层，称得上是万全之策。辩论取胜的要义在于打掉对方的主旨，就像战争中的“斩首”行动，主旨不立，其余皆妄。司马错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剖析攻蜀之利。司马错抓住张仪认为攻打蜀国无名无利的错误观点，综合考虑秦蜀的现状和天下各诸侯国的反应，全面周到地阐述了攻蜀的五大好处，分别是易取、富民、臣蜀、不诟，甚至可以获得制暴平乱的美名，坚定了攻蜀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如此辩论，放大了己方策略的利好，给予了己方观点强大的支持；同时，也对张仪的观点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切断了张仪主旨论据链条，为击败张仪奠定了坚实基础。辩论中，攻击对方论据链条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只要对方论据链条被切断，其观点也会站不住脚。

第三，直呈伐韩之弊。司马错在分析了攻蜀的利好之后，紧接着分析伐韩的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劫持天子是千夫所指的危险之事，会背负不仁不义的骂名。让秦国背负骂名，涉身险地，显然是不可取的。司马错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否定了张仪的策略。接着，司马错又透彻地分析了张仪的策略为什么不可行，再次放大张仪伐韩的错误，使秦惠王进一步明白了伐韩的危险所在。在辩论中，不断地强化突出对方的错误，有利于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为强化己方的正确观点赢得主动。

在这场辩论中，司马错从“一主两翼”对张仪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式反驳，“一主”就是主旨，“两翼”就是攻蜀之利、伐韩之弊，主旨上打得狠、立得稳；两翼上剖得深、驳得透，把张仪的主旨和支撑链条击溃，取得了辩论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