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道德范畴。本指亲亲、爱人。《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源出《周书·金滕》“予仁若考”，认为顺于亲为仁，故有时“仁亲”连称。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以恢复周礼为仁，仍本《周书》以“亲”为“仁”之说，但又赋予新义，指出“仁”即“爱人”。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论语·阳货》)，从而扩大仁之内涵，使之成为众德之统称。又以“能近取譬”、推已及人、行“忠恕”之道为“仁之方”(《论语·雍也》)，使仁具有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等多层含义。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本孔子之说，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又推之以治国，提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用德配仁、仁义连称，作为“仁政”之基本内容。墨子后学据墨子“兼爱”说，提出“仁，体爱也”(《墨子·经上》)，实以“兼爱”为“仁”，反对儒家“亲亲”为“仁”。西汉董仲舒本孔孟之说，谓“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推而广之，谓“天”覆育、化生、养成万物“以奉人”即是“仁”(《春秋繁露·王道通》)，以“天意”为“仁”。至宋，理学家发挥孔孟之说，不仅以仁兼包众德，为义、礼、智、信之统称，且以仁为产生天地万物之本原。周敦颐以“生”为“仁”(《通书》)，程颢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朱熹则以“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说》)，将仁提到宇宙本体之高度。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批判改造儒家之仁说，赋予新的思想内容。康有为称“能爱类者谓之仁”(《大同书》)，谭嗣同谓“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言仁，而与儒家论说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