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七年了，我几次动过写一写他的念头，却总是踌躇、迟疑。原因很奇怪：不写他，就感觉他还活着，一写，白纸黑字的，就感觉他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我怀念父亲，怀念得有些心痛，更有些内疚。父亲生前与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而我们往往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父亲，却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不知道父爱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兄弟三个，小时候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绝不是讨人厌的孩子。但父亲对我们似乎没有心满意足的舐犊之爱，我们与父亲自然也缺少相依相偎的绕膝之欢；不仅如此，我们与父亲之间正常的交流也是一种奢望，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母亲来传递、来“翻译”。我猜想第一，可能因为我们与父亲的性格太相近了，性格相近尤其是性格内向的父子，往往难以沟通；第二，父亲年轻时春风得意，感觉良好之下就武断地认为我们没啥出息。
记忆中，我们与父亲最初的冲突源于一只木箱子。
那时父亲忙得要命，白天几乎见不到他，晚上回家也不怎么说话，吃完饭他就对着墙壁趴在那只木箱上写字，写一会儿，抽支烟，然后再写。每当这时，不用母亲提醒，我们就噤若寒蝉。时间长了，我们就把木箱子看成了父亲。有一次，趁母亲不注意，我们找钳子，拿锤子，笨手笨脚、慌里慌张地就把箱子撬开了，掀开箱子盖，三只汗巴流水的脑袋几乎一齐扎进木箱。
令我们惊讶的是，箱子里整齐地摞着60年代文学界的两本权威杂志——《人民文学》和《文学评论》，还有一支手电和一大本剪报。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叹：原来父亲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口气之间，竟觉得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不可思议的事。之所以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因为父亲一直在和铁道线打交道，从养路工到工区指导员再到站段的小头目，古铜色的脸一直刻着野外劳作的印迹，不大像文人。敏感的父亲发觉了他的箱子有人动过，便在一顿吆三喝四之后，气急败坏地换了一把锁。
从此，父亲就像他的隐私被敌人发现了一样，对我们的态度生硬到了极点，两个阵营更加泾渭分明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之所以不肯让我们动他的箱子，是因为那里面锁着他的一个梦，一个文学的梦。当这个梦没有把握实现时，他不想让孩子们知道，他怕知道了之后，失去自己的威严——他就是这样一个绝不把弱点和缺陷暴露给孩子们的自尊心极强的人。
的确，父亲那时管辖的区段号称四十多座桥梁，三千多号人。那时他经常乘着一辆轨道车，在需要行驶4个小时的区间巡视。在训斥我们的时候他常说：我的一辆轨道车就相当于一个快车的车次啊，所有的货车要避让，一路是绿色的信号，一路是信号员直臂举起的绿色指挥旗，站在轨道车上，养路的工人们立在两边，一律要行注目礼。
难怪父亲看不起我们，原来他在外面威风凛凛。
时代在变，但父亲的“好差事是干出来的”观念却没有变，因此当我们有求于他时，他绝少通融。大哥在乡下当“知青”，每次回来都说起同学们一个个抽调回来的消息，父亲还是那句话，“你得凭自己干。”大哥承受不了漫长的等待，到了滴水成冰的内蒙苏尼特左旗当了四年兵后才算有了一份工作。
二哥高中毕业后，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高考。本来通过父亲的影响是可以在本系统做安置，而且当时父亲的下属考虑到父亲不好出面，曾要主动帮助办理，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二哥在家待业两年后，铁路系统为解决子女就业问题，破例举办一次招工。在进行了笔试、口试还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决定在男孩子中用扛沙袋的方式，一决高低。二哥的笔试口试顺利过关，但一百公斤的沙袋却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扛决胜负那天，家属们都围在铁路分局大院内看热闹，而母亲和我们却忐忑不安，既希望二哥坚持下来，如愿以偿，结束在家待业的日子；又怕二哥迫于父母的压力，逞强上阵累伤了。二哥扛起沙袋，开始时脚步还算稳重，只剩下十几米时，却明显支撑不住，脚下一软，沙袋便和人一起瘫在了地上。
我们和二哥一起回到家，母亲躲到厨房流泪，二哥躺在床上讲述扛沙袋的经过。那时我就想，父亲这次一定会非常内疚。
想不到父亲下班回家后，大发雷霆，指责二哥“完蛋了”。这次，二哥没有掉一滴泪，他异常平静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安然入睡。我想二哥从此再也不会对父亲抱有幻想了。
从那以后，二哥和父亲几乎“不犯话”，他把母亲偷偷给他的零用钱全部用来买有关家用电器的书籍，后来又全部用在购买电器零件上。不到两年的时间，二哥已经可以自己组装任何家用电器了。一次去北京在一家大酒店入住，酒店空调突然出现故障，热得无法忍受的顾客拥到大堂讨说法，而酒店的几个电工和临时请来的几位高手忙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排除故障。顾客纷纷要求退房并赔偿损失。这时二哥办事回来听说此事，主动表示可以试一下，结果不到二十分钟，就使酒店重新凉爽起来，顾客也纷纷回到了房间，一场风波平息下来。老板递过一张名片并记下了二哥的联系方式。
原以为这就是一种感谢和礼节，没想到两个月后，这家酒店的老板竟打来电话，要二哥去上任——他的更现代化的涉外酒店刚刚落成，要二哥去做酒店的电器工程师，生活等一切均由酒店安排。不管亲朋好友怎么相劝，他还是没和父亲道别就上了火车。
有二哥的前车之鉴，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使圆了劲，终于摸爬滚打挤进了大学校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开学那一天，父亲居然送我到学校，几天后又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告诉我上铺床板上发现一个螺丝钉，抬头时容易碰上，要想办法处理掉。我那时开始理解父亲了：只要是信奉他的“好差事是干出来的”理念，他的温情与细腻也不比别人的父亲少。
我自以为父亲对我不错，走上工作岗位后，要好的同事知道父亲在铁路系统工作，便说当列车员是他妻子一辈子的理想，我满口应承可以找父亲帮忙。心想如果此事可以办成，可以给刚刚步入社会的我积攒一点人脉。
考虑到父亲的个性，我事先没有告之父亲，想来个先斩后奏。我把同事安排坐下后，去叫父亲并说明事由。还没等我把话说完，父亲就冲我摆摆手：又不是家属，现在没政策。我说能办更好，不能办说明一下理由，我也对同事有个交代。可是父亲左劝右劝就是不肯出来，我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父亲说你答应你就去办。尴尬地送走了同事，心情糟透了，觉得父亲真是不可理喻。
退休后的父亲很少和人来往，连生病也不愿看医生、也不相信医生，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到药店买药吃，直到越吃越重。
弥留之际，父亲最想念的是二哥，父亲也是通过我们是否通知二哥来判断自己的病情。我们了解父亲的这一心理，所以总是安慰他：也不是什么重病。其实二哥正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说，还是告诉他一声吧，想看看这小子。
那天正是黄昏时分，窗外朦朦胧胧。忽然父亲要坐起来，说：好像你二哥回来了。这时门铃响了，果然是二哥，二哥焦急地推开门，冲到父亲病床前，抓住父亲的胳膊问：“爸，你咋样？”父亲指了指自己的胳膊，用微弱的声音说：“看我瘦的，皮包骨了。你也瘦了，得注意身体……”
全家黯然。
父亲温情地望一眼二哥，吃力地但是坚定地宣布：“到寿了，送我去医院。”
我们抬着他下楼，此时不足百斤的父亲竟然那么沉重——他是真的不愿离开这个家呀。父亲65岁去世，如果活着，今年刚好72岁。按从前“人活70古来稀”的说法，父亲也不算英年早逝，于是我提起笔纪念他，让他安息吧，并想告诉他：我们是爱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