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往往会有风险，因为“忠言逆耳”的教训，会让很多人“话到嘴边留半句”。但说假话也未必安全，因为聪明的听者，很容易辨识出话语的成色。于是，说“半真话”成为很多人的处世之道，“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俗语道尽了个中的无奈与机巧。

有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但是，古往今来的不少官场中人，硬是把说“半真话”的技巧玩得炉火纯青。选择性说真话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话术的特征是，说的都是真问题，但往往避重就轻、不痛不痒，在关键性、迫切性、根本性问题上知而不言。别以为就像“领导注意身体、多休息”之类批评建议很初级，那些官场“老油子”玩起来远比这高明。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反而认为他们是忠良之士。其实质，却不过是官场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西汉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这个人就是贡禹。

此公是汉元帝刘奭（音同士）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班固在《汉书》中为其立传，可谓名标青史。称其“以明经洁行着闻”，也就是通晓儒家经学，品行端正，任职也很“尽心尽责”。但对他选择性说真话的特点，班固则不着一字。千年后，司马光在叙述贡禹的长篇奏言后，忍不住来了一段“臣光曰”，直指贡禹的这一问题。

公元前49年，刘奭即位，因素来听说王吉、贡禹都是大儒，所以在前一年便征召二人来见。当时，两人年事已高，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虚岁80，到长安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拜官贡禹以高位，问政贡禹以虚心，刘奭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功夫，还真不是做在面上的。然而，他得到的却是贡禹的选择性说真话，真是令人嗟叹。

那么，贡禹选择地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他建议元帝恭谨节俭。

不能说贡禹说的不是真问题。在他看来，古代的君王都注重节俭，高祖、孝文帝、孝景帝的宫女不过十余人，御马不过百来匹。但后世就奢侈成风了。现在宫殿已经建成了，无可奈何了，但其余开支还是可以尽量减少的。

然后，贡禹列举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三座皇家织造厂，工人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资数亿；御马将近一万匹。诸如此类。然后提出建议，御用车子、衣服、器物，三分去其二；后宫留下贤德者20人，其余都送回家去吧；御马可以，但不要超过数十匹。如此这般。最后感慨一句：“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于是，刘奭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诚可谓摆事实、讲道理、顺民心，今人都觉得他讲得好，非常在理。

但问题是，恭谨节俭本来就是刘奭的品质，一即位他就采取了好几项节俭措施，这一点贡禹怎么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贡禹说的这个真问题，以刘奭的品性，不说也会做。所以，司马光感慨地说：“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那什么是当时的急事、紧要的事呢？在司马光看来，“优游不断（优柔寡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如果贡禹连这些都不知道，怎么能称得上贤能呢？“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如果知道却不说，那真是罪过就大了。贡禹就这么被司马光揭穿了。

那么贡禹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地避重就轻呢？主要还在刘奭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