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芝是我高中的同学，香梨的脸，水灵的眼，白皙的皮肤，婀娜的身姿，赛过大家闺秀。她父亲是城里一家面粉厂厂长，是个老革命，而我来自山村，身形粗壮，面目黧黑，和她同学三年恰逢困难时期，吃穿都难。现实生活的差距，使我不好意思正眼望她，最多在擦肩而过时偷瞄一眼。说老实话，我虽在意她那白净的面孔、精致的五官，但更喜欢她那条又粗又黑，长过屁股的麻花辫子。

那时她走在路上，长辫子就像蛇一样在她背上扭过来摆过去，晃得人眼花缭乱。不用说，我们这帮男生的心，都给她的大辫子刺挠得痒痒的。有的同学嘴上说她清高，暗地里却使劲追求她，过早谢顶的班长就是其中一个。班长也是农村人，成绩也不赖，但他一头稀毛抵不上她的辫梢子，肯定不是她的菜。

不知怎的，我的心像猫抓似的，对她也有点想入非非。和她相比，她无疑是“天鹅”，而我算是“癞蛤蟆”，但我觉得她并非高不可攀。论资历，我在初中就入了团，现在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而她还是一个非团员青年。论成绩，她的数理化比我强，而我文史地超越她。这么一比，我似乎滋长了一些底气。

有几天，她看起来心里不痛快，而她本来是个极爱说爱笑的。上课了，她最后一个走进教室，头微微前倾，眼望着地面，大辫子没精打采地耷拉在背后，就像拖着一条经霜打了的丝瓜。我立即觉察到机会来了！我决定找她谈谈心，以组织的名义给她提提要求，顺便坦露一点心迹什么的。无论如何，这是属于团支委的份内事嘛。

那天吃过中饭，我趁没人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将早就写好的纸条交给了她，约定下了晚自习以后谈话，地点就在教室外的山墙边。她朝我看了一眼，匆匆把纸条往裤袋一塞，就跑回了宿舍。

好不容易挨到下了晚自习，我躲在墙角左等右等，生怕被人家发现说三道四，真如古人说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直到教室的灯灭了，宿舍的说笑消停了，她还没有来。她的宿舍离教室很近，喊一声就能听见，但我没有敢喊她。虽然心中愤懑，觉得她不把我这个组织委员放在眼里，但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给彼此留个余地，明天当面问她就是了。

却不料第二天，这张纸条竟在同学之间传开了，纷纷猜测谁在约会传纸条，甚至议论要对照笔迹，查明到底谁是情种。我气急败坏地截住她，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眼睛扑闪了两下，低声说：“是我不小心弄丢了，我也没有看什么内容。”

我的心忽地踏实了，原来她不是故意不来。好在纸条没写啥，更没别人感兴趣的“情话”，纸条风波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又发生两件与她有关的事，不过事儿都不大，却让我至今记得。

有一天晚饭后，我正在校门口的小河边洗衣服，她路过那里，二话不说就夺过衣服帮我洗，并埋怨说：“你看这衣穿的！”说得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甜。也许这是她对丢失纸条一事的弥补，而我没有好意思问她。

再一次是毕业前夕，全班去城里体检，一来一回五十里路，都靠两条腿走。返回的时候，我又累又饿落在后头，她悄悄递给我一个煮熟的鸡蛋，两眼望着我说：“从家里拿的，快吃了吧。”我一时感激，顾不上害羞，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顿时来了精神。

她的大方，她的从容，让我时时感动，却因为纸条风波，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因为我知道，考不上大学，我还得回去种地，一切都不作数。在她的“清高”面前，班长等人也都望而却步，流言自然消散。命运像开了一个玩笑，发榜时，她和班长都名落孙山，我则被上海一所大学录取了。

上大学后，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鼓励她复读再考。她回信说：“人，既然能走第一步，就一定能走第二步。”这第二步指什么，她没有明说，我也没有问她，是否责怪我没有继续约她谈话，也无从知晓。后来得知她第二年再考，终于跨进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有次回老家，我顺便去她的大学看她。她带着我到郊外爬山，那山虽不高，但却陡峭，她拖着大辫子在树木中穿梭，气喘吁吁地攀登到山顶，晚霞照在她的脸上，白里透红，依然是那样秀美，仍是同学时的模样。可在“文革”那段动荡的日子里，她父亲受到“冲击”，她也因此生活拮据。后来，她与大学同学恋爱结婚，育有两个女儿，都有出息。

十年前，我路过省城时，约了几位同学小聚，在饭局上又见到了她。彼时，她已从一家省级电视台退休，我握住她的手，盯着她一头花白的短发，努力搜索着关于长辫子的记忆。席间，她端起酒杯，逐个敬酒，她比我小两岁，就叫我：“二哥，喝！”我笑着问她：“桂芝，那条大辫子卖了高价吧？”她瞪了我一眼，娇甜地说道：“嗨，你呀……”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一大颗泪珠就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