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仁1943年到的香港，几十年一直悬着一桩心事。

他来香港时背来了一座家庙。说是家庙，其实是一函盒，盒中安放几爿祖宗的神位灵牌，函盒被称为袖珍家庙。

当年，余有仁弃家来港和这函盒有关。1938年春，家父去世，按祖规民俗，要为故去的先人立神主灵位。神主的主字上的一点空缺，待请当地黎阳县正堂县长添加，叫作点主。可事不济人，余有仁请木匠、书家做好灵牌后，日军入侵，县长弃城南逃。不久，日军委任的伪县长上任当天，脑袋便被锄奸队开了瓢。这以后，黎阳竟长达一年多没有县长。“点主”无着。

乱世出奇闻。到了1940年，没有县长的黎阳一下子冒出好几位县长。先是日伪政府县长、国民政府县长、抗日人民政府县长。接着，因盗东陵闻名的孙殿英也来凑热闹。孙小时得过天花，坑坑洼洼一张脸像反着的石榴皮，人称孙大麻子。孙大麻子在冀南抵抗日军，仗打得稀里哗啦，几乎全军覆没，率残部撤至安阳后，他担心上峰会不会一枪揭了他的天灵盖，出乎意料，蒋委员长竟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新五军军长。其实，说是军长，仅是赏他一个番号，得自己招兵买马、筹饷募款。孙大麻子便在黎阳县任命了自己的新五军县长。

日伪政府占据县城，其他流亡四野山乡，漂无定所。日伪县长有意为余有仁先人灵位点主，但被他谢绝。

江山破碎，国运难测。点主失误，辱没祖宗啊。商会上，面对商友的问询，余有仁感慨地说。他娘的，啥世道。我们商会，也选个咱自己信得过的县长。义愤加戏谑之中，商会会长竟被会员异口同声喊成了县长。余有仁气恼：这和土匪拥戴山大王有何差别？

余有仁离开家乡那年，是夏日忙忙的麦收季。他家良田数千亩，每年芒种日起，要连打三天响场，说是庆贺丰收，实是炫富，也是向佃户发出的催租要粮信号。打响场类似春秋吴王夫差的“响履廊”，在几百口水缸上铺木板做场，待新麦晒干，毒日头下，觅汉儿（长工）手中的长鞭空中游蛇样一甩，脆响中快马拉着石磙奔向碾场。碾场的轰隆轰隆声能传十里开外。

打响场之后，余有仁悄然来到香港。点主，从此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香港回归后，余有仁曾回故乡两次，但都没能如愿点主。去年回乡时，他连当年立的神牌都带上了，不巧正赶上县长换届，将要离任的县长将他介绍给最有可能当选的县长候选人。候任县长爽快答应：余老放心，刘明如能主政黎阳，定去府上拜访点主。

事有凑巧，昨天，在会展中心“情系香江，感知老家”恳谈会上，省领导特意将家乡县长刘明引见给他。

隔窗看到，接刘县长的车平稳地停在了庄园里，他起身迎候。

寒暄。用茶。

余老净手沐香后打开楠木函盒，请出父母牌位。牌位高约一尺，宽约三寸，一薄一厚两爿木板相合插在底座上，薄板为盖，厚板为主牌。只见神牌上有三行端庄清秀的小楷黑字。中间一排稍大点的字是：显考余公讳秋元字桂生之神王；右行是：咸丰叁年柒月拾陆日寅时生；左行上是：民国叁拾柒年正月贰拾伍日卒；左行下是：孝男余有仁奉祀。

余有仁右手拿起一枚明晃晃的银针，毫不犹豫地刺向他左手中指指尖。殷红的血珠一滴滴落入书桌砚内。一粒红豆般的朱砂，被血珠立时融化。

刘县长净手执笔。朱砂笔锋沉稳落在神牌的黑色“王”字上。

点主毕。

余有仁将父亲的灵牌安放在神座上，点燃三炷香，颤抖着声音说：父亲，子不孝，时至今日，方为您立主。

隔天的晚上，回到县里的刘县长顺手翻阅一册本县文史资料，一篇《我所知道的1940年黎阳县的五位县长》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目光在这句话上停留好长时间：余有仁与抗日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县长合谋，利用打响场，吓阻粉碎了日伪县长企图抢劫新麦行动。

刘县长放下书，拨通了余先生的电话：余老您好，前天冒昧点主，得罪老县长了。

我哪能算县长呀？余老说，那是商会众员和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