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叶的旧中国，人力车夫作为下层社会的一部分饱受歧视和压迫，甚至有大学教授说：“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但鲁迅就在这个时候写下了震撼心灵的《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底的这篇小说，让人们感受到了高尚人格的力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这篇小说或许有虚构的成分，而实际上，鲁迅和车夫之间，曾发生过不少寻常而感人。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强食，无理可讲，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915年5月2日，“车夫衣敝，与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此事在日记里述焉不详，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却有补忆：“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瞌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鲁迅言语间幽而默之，并无任何责怪之意。而且这种事情无独有偶，1912年8月7日，“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鲁迅对此也仅是轻描淡写而已。后来鲁迅之所以对“坠车落齿”旧事重提，其实是为有关他缺齿的传闻澄清事实，以回击谣言和中伤。

20世纪20年代末，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在国内发展，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以谋生的困境。于是北京数千车夫组织暴动，上街捣毁电车，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许多车夫惨遭杀戮。鲁迅在1929年11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愤慨地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

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柏油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车夫们嗓子焦渴，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鲁迅和内山完造商定，在内山书店的门前设一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等随时饮用。此事在鲁迅日记中亦有记载：1935年5月9日，“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写了鲁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个寒冷的黄昏，北风呼啸，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鲁迅家串门。在离鲁迅家不远处，他们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呻吟。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进了脚底，鲜血淋漓，伤痛难忍，无法回家。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鲁迅家里，不一会儿，就同鲁迅一起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鲁迅还送给那个素不相识的车夫一些钱，嘱咐他在家多休养几天，并且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鲁迅与车夫的这些事，对鲁迅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下层民众朴素而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