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里开残代会，同行的代表当中有位和我一样的听障女子。当肢残人代表主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的弱点便暴露了——他们语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那类标准普通话口型，我木讷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话。而她，却仍应对从容，交谈显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着摇摇头：“我不需要看口型，他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耳后的长发，一段黑色导线连着一块硬币大小的导体正固定在她耳廓后面。原来，她植入了电子耳蜗。

见我感兴趣，她慢慢地给我讲了她的康复故事。

她岁多就因注射抗生素导致双耳失聪，之后，她配上助听器学说话。但是随着成长，听力开始不明原因地日渐下降，到了岁，佩戴最大功率的助听器，都无法提高听力，束手无策的父亲只好带她去北京寻找康复的希望。

在那家权威医院的耳鼻喉科，有另几位聋儿也跟着各自的父母来此求医。大夫如实告诉了他们植入电子耳蜗的利弊：如果手术成功，患儿听力将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装电子耳蜗不仅费用昂贵，并且风险较大，万一失败，可能听力状况比手术前还糟。

没人敢保证手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一旦手术失败，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且孩子原有的一点点听力也消失殆尽。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尚有微弱的残存听力，不敢冒那个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手术。唯有她的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签下了手术协议书。

手术那天，她的父亲用笔在纸上写了一段话：“孩子，躺在床上，别动，大夫给你打一针，你就睡吧，睡醒了，就能听到爸爸的声音了。”

“真的吗？”她睁大了眼睛盯着父亲。看到父亲和站在一旁的大夫都肯定地冲她点点头，她高兴极了，顺从着躺了下来。

打过一针后，她很快就睡着了。醒来后，睁眼就看到爸爸红肿着眼，正焦急地看着她——她实在太高兴了，爸爸没骗她，果真是睡了一觉后，就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靠着植入耳内的电子耳蜗，她像正常人一样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还考取了驾照，而当年听力比她稍好些的聋儿，因为家长担心手术失败让孩子丧失残存听力，在犹豫中，错过了做那个手术最佳的年龄段。

她说自己很幸运，当时她的听力在那些孩子当中是最差的，父亲选择给她冒险做耳蜗植入术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再大的声音，也激不起她一点的听觉反应，反正都是最坏的状况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她的话，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还有残存的听力，她的父亲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了，她的命运，可能也像我们这些中、重度的听障人一样，至今挣扎在难以与人正常沟通的苦恼中。

有一位亲友，几年前在一家企业做文员。单位效益很差，但那是有编制的正式工作，工作体面而轻闲。只是工资太低了，他也一度考虑过辞职，却又舍不得，怕再也找不到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易发生什么似的，单位改制，他成了没有单位的自由人。

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两天闷酒后，最后决定豁出去——用那笔买断金购进了一些器材，凭着他多年前在车间做电工的经验，做起了代销五金器材和埋线、走线的生意。

没想到，不到半年，他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他当年在单位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和妻子正商量准备把房子换成大的，再贷款买一辆私家车。

闲聊时，他说：“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减员风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开始创业。”我乐了：“不逼你一把，你就不会知道你原来可以这么优秀。”

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当我们陷入最糟糕的状况中时，肯定会生出伤感、烦恼、无助等灰色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请振作精神，理智地接受眼前的窘迫，积极行动起来。因为，可能正是这个负极点，逼着你不得不改变思维和习惯，从一个崭新的开端出发，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找到另一种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