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新和媳妇秀儿住在蚁楼。蚁楼与医院一墙之隔，但要去医院，得从泥水泛滥的巷道出去，绕到大门口。张龙新每次背着秀儿去医院检查，过巷道就会骂：“没得屁眼的，也不修修……”秀儿就在他背上流泪。

蚁楼其实不算楼，只是个烂尾工程，修到二楼就戛然而止。有人租下来，在楼顶铺上防水布，屋内隔成十几平方米大小，租给住不起院的病人，久了人们就叫这里“蚁楼”。张龙新不喜欢这名儿，这不是把人往低处瞅吗？刚搬来时，房东让他选房子，他让秀儿选，秀儿就瞅着价格表，选了北边的房子。张龙新立马反对说医生让多晒太阳呢，就住进了朝南带阳台的房。

我住进去时，张龙新夫妇已经住半年了。那天，我刚把房间收拾好，张龙新就来了。他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两下，逆着光我没看清面孔，阳光把一条影子拉长，铺到我的脚前，像一块木屑嵌进光里。“我是楼上的，叫张龙新，他们叫我老张。”张龙新并没有进屋子，我伸伸腰，让了让，脚刚好踩到他的头。我等着他说话，好半天，他没再吱声，我赶紧说：“叫我香米。”他这才进来，说希望我进出动静轻点儿，他媳妇一有动静就会吓得大汗淋漓。

张龙新一说话，瘦脱了相的脸上，两块颧骨不断动。他媳妇秀儿得了怪病，活泼泼的一个人，在广东的假发厂工作了几年，回来刚把老家的房屋翻新，就病了，医生说目前查不出病因，反正就是肌肉一天天萎缩，最后缩得像葡萄干，等死。

“你呢？”他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说：“血有点儿白。”他疑惑了一阵，随即咧嘴一笑，转头指着阳台上的凌霄花，说这花开得好看，看着人舒服一半。

从此我就跟张龙新熟了。

蚁楼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怪病都有。只要是晴天，蚁楼的病人都会到坝子里晒太阳，我也晒。秀儿我见过几次，三十多岁的样子，病恹恹地瘫在躺椅上，身上搭条毯子，只一会儿，就睡得像个婴儿。

有天我刚输完液回来，张龙新来了，先是谢谢我的周全，然后问我，阳台上的凌霄花在哪儿买的。我没理他，蜷在床上，难受。他竟找来了很多竹篾片，在凌霄花四周圈出了一个高高的花架。我没，任他忙碌。

下午我出去买东西，在巷口碰上张龙新。他抱着一盆还未开花的三角梅，脑袋晃在绿叶中说：“花期长，这个。”

傍晚，我听见楼上“乒乒乓乓”的声响，接着是女人的号哭，秀儿在骂：“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用，还买狗屁花啊？”张龙新咕哝什么我没听清。一会儿，院坝里“哗啦”一声，我心抖着一紧，跑到走廊上，见花盆被摔得稀碎，三角梅倒伏，土散了一地。又一会儿，张龙新下来，扶正三角梅，将土拢实，缠上一层密实的草绳，草绳外糊上泥浆，他尽可能将每一处都抹得光滑，然后把三角梅放到楼门边上。见我在看，他满脸沮丧，咧了咧嘴，匆忙进了屋子。

邻居们多少有些言语，说张龙新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男人，有些女人啊，享得了一福享不了二福。据说秀儿一直闹着离婚呢。

春节我回了老家，等我再次来到蚁楼，已是初夏。租房未退，原本打算春节过了就回来，但父亲拉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折腾了几个月，病情不见好转。我开门就看见阳台上那盆凌霄花绿意葳蕤，屋子里有“草色入帘青”的味道，藤蔓攀爬成了一根绿柱。

我以为凌霄花早死了。

张龙新见我回来，笑着邀请我去他们家坐坐。迈进门槛，我就呆住了，只见阳台上一片花海，一束束凌霄花吹着喇叭，红的，粉的，紫的，在阳光里摇曳。张龙新用草绳在阳台上织了一张网，藤蔓顺着经纬四面开花。秀儿坐在花海中，仰脸赏花，花影落到脸上，漾开一抹红晕。

张龙新给我捧了一把糖果，说：“得谢你，香米。”我将一袋熏腊肠放到桌子上，说：“老家带的，尝尝。”

张龙新有些忧愁，他说下周要去北京，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还好，秀儿同意治疗了，全靠你的花。”

秀儿给我让座，我挨着她坐在阳台上。秀儿说：“你看，他没少下功夫。”我看见输液管子一头缠在凌霄花的主茎上，一头连着一个大可乐瓶。

张龙新像偷了什么被当场抓住一样，嗫嚅道：“不见你回来，花快枯了，我就想了这法子……”我一下子哭得像个孩子，倒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每天我输完液，就爬到二楼，边赏花边想一些过往。我想起那个男孩儿租下房子那天，他说终于有家了，我说差盆花。我们在纸上同时写了凌霄花，我就成了这盆凌霄花的主人。没隔多久，我查出来有病，男孩儿一把扯了凌霄花，走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收拾好这盆花，离开厂子，住进了蚁楼。

张龙新带着秀儿去了北京，我还在蚁楼。每天给凌霄花浇水时，我能感觉得到头顶上花海热烈的花语。去医院输液，路过楼门口，我蹲下来，也给三角梅浇上水。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