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暴发后，日本对华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每攻占一地，就在华扶植失意军人、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华北各地随即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伪组织“维持会”。但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日本侵略者感到“维持会”已不能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决定建立统一的华北政权。1937年12月14日，以汉奸王克敏为主席的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宣布成立。
1938年2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命令戴笠派人对王克敏进行严厉制裁。戴笠接到任务后，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商讨对策。随后就给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了一封特急绝密电报，命其“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克敏”。
陈恭澍，河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曾入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后，便因功从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站长一路升为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战爆发后，陈恭澍又出任军统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等职。陈恭澍被称为军统的“四大金刚”之一，人送绰号“辣手书生”，1939年3月，曾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陈恭澍接到戴笠密电后，一刻也不敢耽误，当晚就带着天津行动组的人来到北平，找到军统北平站的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的齐庆斌等特务，商量暗杀王克敏的行动计划。
对于王克敏在华北的倒行逆施，齐庆斌和毛万里等人也早就看不下去了，只是苦于军统及复兴社的纪律，不敢轻举妄动。此刻齐庆斌听到戴笠要对王克敏下手了，当即来了精神，想了想说道：“王克敏老奸巨猾，神出鬼没，我们曾试图掌握他的活动规律，都没有成功。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机关长喜多诚一派了很多日本武士做保镖，要想接近王克敏，难上加难。我觉得要想刺杀王克敏，必须得想办法打通内线。”
第二天，陈恭澍便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钱庄老板，在北平城里四处活动，试图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寻找有可能接近王克敏的内线人物。但遗憾的是，陈恭澍几乎走遍了整个北平城，却无功而返。
就在陈恭澍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的一位老朋友张作兴向他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张作兴姐夫家隔壁住着一位姓武的退伍军官，家中只有年轻的太太，并无子女。有时这位军官还约张作兴喝两盅。这位军官常常三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开始吹嘘某某在他手下当过营长、团长，无意中说起有一位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人，现在正在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陈恭澍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军官和王克敏的警卫队长关系很好，两人常常以兄弟相称。这位警卫队长是有名无实，仅为吃粮当差，看家护院而已。王克敏另有贴身侍卫二人，跟进跟出，不离王克敏左右。这位警卫队长对此相当不满。
得此信息后，陈恭澍连叹上天有眼，当即要求张作兴介绍与这位军官见面。在张作兴的牵线下，陈恭澍化名“赵先生”，备了一份厚礼，赴这位军官家拜访。陈恭澍对这位军官晓以大义，要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帮助他们实施计划。这位军官说，那个警卫队长和他曾经同甘共苦关系很好，即使这次不答应，也绝不会把他抖出去，可以试一下。于是，陈恭澍要这位军官到警卫队长家里走一趟，并且约定时间听回话。
到了约定时间，陈恭澍和张作兴早早便来到了这位军官家里，但得到的消息却是那位警卫队长不敢下手。就在陈恭澍等人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这位军官在民族大义的推动下，想方设法从警卫队长那里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喜多诚一见面。这正是陈恭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情报。
第二天，陈恭澍便带人赶赴煤渣胡同侦察地形。经过一番仔细侦察，陈恭澍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陈恭澍还从天津站调来了几名杀手，连同陈恭澍本人，共有8人参加这次暗杀行动。
1938年3月28日下午，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行动组人员迅速准备到位。下午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辆缓缓驶来。
此时，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旁小吃摊上的陈恭澍，猛然站起来，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时，陈恭澍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看到陈恭澍的信号已发出，骑脚踏车迎面而来的两名军统特工拔枪向王克敏的车猛烈射击。司机当场毙命，一颗子弹击中了坐在后排的一个人的头部，另一颗子弹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了这个人的右脚。看着大功告成，陈恭澍遂下达了撤退命令。
正当陈恭澍准备向戴笠报告时，却得到消息，王克敏仅受轻伤，死的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按照惯例，王克敏一般都是坐在汽车后排的，但那天王克敏邀请伪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一起乘车前往喜多诚一处。为讨好山本荣治，表示对他的尊重，王克敏坐在了前排，而让山本荣治坐在了王克敏常坐的位置上。就这样，山本荣治做了王克敏的替死鬼。
王克敏虽然遇刺未死，但自此对军统心存畏惧，整日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王克敏知道自己在华北坏事做尽，终究不会有好下场。果不出他所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入狱，病死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