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从海南儋州遇赦内调，九月过广州稍作停歇，当时在广州做官的谢民师，前往拜见并出示诗文请教。谢民师为家乡江西临江惠力寺请苏东坡题匾“法雨堂”，以慰思乡之情，不料，苏轼在随后不久的回信中竟予拒绝。

东坡书名满天下。不仅身后，其《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以他为首的“宋四家”被视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倡导者。即便生前，他早已名重海内，黄庭坚尊崇东坡“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谢民师是他前不久结识的知交。谢民师自幼聪慧好学，元丰八年（1085）与父亲、叔叔、弟弟四人为同第乙丑科进士，时称“四谢”。据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谢民师……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民师于其家置讲席，每日登座讲书一通。既毕，诸生各以所疑来问，民师随问应答，未尝少倦。”尽管其《上金集》《蓝溪集》均已亡佚，就其现存的寥寥几纸，难以领略其笔墨风采，不过，就谢民师“随问应答”的教学场景、苏轼对其文章“上等紫磨黄金”的评价以及《答谢民师书》的长篇回复，可以料定，谢民师文章甚得其心。而且，乌台诗案后，苏轼几经浮沉，故旧屡受牵连，其时虽已获赦，前途依然未卜，此前素昧平生的谢民师请教拜见，面对其诚，苏轼不能不有所动心。

揆情度理，为谢民师写几个字，一挥而已，既还了情，为寺庙添了彩，还给自己扬了名，何乐不为？苏东坡回函却出人意料——“我本来不擅长写大字，勉强写也写不好，而且小船局促不便写大字，所以不能如你所愿”。

书法自古非易，其中笔法、字法、墨法、印法、章法等，无一不需要功夫锤炼和学养积累。“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苏轼对此认识尤为清醒，他很少作草书，更少写榜书，他留下的多为书札尺牍等小幅带有楷意的行书作品。且不说榜书并非小字放大，其难度一般人不敢触及，单是在绢帛这样的奢侈品上练习榜书的代价也令人难以触及。

或正因此，苏轼题写榜书极少，常见的楷书《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忠观碑》《罗池庙碑》《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等，单字字径最大的仅约10厘米，方整俊伟，骨气洞达，尺幅远不及榜书，与当今书法家动辄巨幅“相形见绌”。

书法崇尚自然。甲骨文、钟鼎文中象形字、会意字均来自对自然万物的模仿，这样的模仿也赋予了书法生命特征。苏轼对颜真卿《争座位帖》表现出来的“信手自然，动有姿态”尤其钦服，他甚至从二王的书写想到王羲之的“超然于事物之外”和王献之的“气节高逸”，对于张旭、怀素草书中表现出来的“追逐世好”则卑之为“妄自粉饰”。他喜欢的是无拘无束的书写状态，“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适有兴会，如有神助，由此理解他说的“强作终不佳”“舟中局迫难写”，并非欺人之语，而是事实如此，内心直白。

号称“我书意造本无法”、已经人书俱老的苏东坡，对书写的态度依然如此谨严，对自己的作品依然如此看重，这也许是求字如谢民师者打开信封意料之外的。作为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笔一挥，写得好自然是遍临诸帖、五体皆能、化古为我、心手相应的结果，写得不好也是白玉微瑕，瑕不掩瑜，或者以丑为美、强以为理，在大家大师的光环下，又有谁来指摘？即便指摘，也难以撼动其地位。不过，这不是对待艺术的态度。

苏轼的态度是：不自欺，也不欺人。不愿意的、不擅长的、写得不好的，都不会书以赠人，即便相契，也不违背本心。

不过，谢民师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展开尺牍，他好像看到苏轼停顿了下接着说，“我不久会经过临江，应当去惠力寺游览，如果寺里想要我写点什么，我会写写惠力寺的法雨堂，写写你让我题字未果的这段故事，留下笔墨在庙中，以慰藉你的思乡之情。”

坦诚、不吝惜、善解人意，东坡所书写的，不只是知交情意笔墨风采，更是一个朴实、生动而有趣味的心灵。

从来艺品如人品。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开头所说“某受性刚简”，其对待书法的态度及其书法所展示的气象一如其人刚简，刚则仁，简以诚，不拘谨，不造作，以真面目示人。这样的刚简，不只是先天赋予，更系后天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