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冀朝铸，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曾为周恩来做了17年翻译）为周总理做翻译的岁月里，对总理的道德作风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深深感到，总理拥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总理不管走到哪儿，对所有人民都很关心，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步，只要条件对的话，坏人也可以改好，这种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直是总理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面。

解放后不久，父亲（冀贡泉，教育家）因为日语好，又了解日本，曾做过一段日本战俘的工作。这些战俘都是曾经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我还记得父亲告诉我说，总理下了命令，绝对不能侮辱这些战犯，而要在人格上对他们有所尊重，不管他们过去曾经犯什么罪。我后来得知，因为总理的好政策，大多数战犯回到日本后都对他们过去的罪行表示悔过，还参加了中日友好协会。

总理和很多同事的关系有时更像兄弟，而不太像上下级的关系。总理出访时经常由陈毅元帅、那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陪同。陈毅元帅是一个很有领袖风度的人，嗓门也很大。也许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吃的苦太多了，他在身体健康上比周总理稍差一点，也比总理胖一些。周总理经常照顾陈毅元帅，特别是出访又热又潮湿的热带国家时。有一次访问缅甸，缅甸总理吴奈温邀请我们看赛马，总理看见与他间隔两个位子的陈毅元帅汗流浃背，就叫我拿他的扇子坐在陈老总旁，给他扇扇子。陈老总意识到是周总理让我去给他扇扇子，就对我笑了笑，坐着享受扇子的凉风。

周总理一直都非常注意了解他周围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他得知我和向同结婚5年还没有孩子，有一次就安慰我说，他也没有孩子，所以我们应该互相敬酒。但另一方面，他又请他的大夫、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给我做身体检查。吴大夫给我治疗后不到一年，向同就怀孕了。因为总理是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听到的这个喜讯，所以他建议用巴基斯坦给我的儿子命名。他说访问了这么多国家，看见非洲的妇女和巴基斯坦的男人最勤劳。生了儿子，就以巴基斯坦命名；生了女儿，就以非洲命名。我们生的是儿子，就取名为冀小坦。

随总理出访热带国家时，我的皮肤经常过敏。总理知道了，就让他的大夫给我治疗。每次国宴时总理都坚持翻译也在桌子旁坐下来，这样翻译也有饭吃。当总理看见我忙着翻译忘记吃饭时，就会用他那受过伤的手哆哆嗦嗦为我夹菜，我非常感动。总理的记忆力极好，对很多他接触过的、认为是好人的人都很有感情。他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认识我大哥朝鼎，但只见过我父亲一次，那是1938年在重庆指示父亲和大哥朝鼎帮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我大哥朝鼎1963年8月在北京突患脑溢血逝世，总理很吃惊，指示要给他开个大的追悼会。周总理、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还有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总理跟我大哥朝鼎的所有亲人，包括我一一握手，但他好像总在找什么人，等他走到我面前时就问：“你父亲呢？”我回答说大嫂怕父亲年纪大了，承受不了大哥朝鼎去世的打击，所以就瞒着他，没让他来。总理很不高兴，连说：“这不对，这不对。我认得老先生的，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以承受得住的。你们错了。太遗憾了，我本来很想见他的。”

总理对一般平民百姓水平。他还一再强调，帮助他国一定要考虑其具体情况，不能把我们的做法、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

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总理并不总是坐在专门为他留出来的上座，也并不总是走在别人前面。访问加纳时，恩克鲁玛总统让整个代表团住在他的城堡里，大家在同一个饭厅吃饭。桌子中间摆一把大椅子，是给总理坐的。但总理从来不坐在上面，而是和大家随便坐。结果是谁最后坐下，谁就不得不坐那把大椅子。当时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由于保卫职责总是最后一个坐下，他就不可避免地坐到大椅子上了。因为杨将军长得高大魁梧，很威风，就被加纳的侍者误以为是总理，总是先给他上菜。代表团别的成员也都不说什么，等到我们要离开时，周总理和加纳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都说：“中国的总理真好呀！”

总理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在对人民的热爱上，更表现在他舍己为公的精神上，他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为别人做出好的榜样来。我有几次有幸看到周总理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情景，他生活朴素得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当总理20多年，从来不准粉刷他在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以致墙壁、柱子上的油漆都剥落了。作为他的翻译，我经常坐在他身边，看到他的中山装虽然熨得笔挺，但里面的衬衫实际上穿得很旧了。连我自己都有两三件新衬衫，总理却一直轮换着穿那几件旧衬衫。即使穿得很破旧了，只要外面的中山装能遮盖得住，他就仍然继续穿。当然，衣服虽然旧，却是绝对的干净整洁。我也曾和总理一起吃过几次饭，如果不是招待外国客人，总理的饭一般只有两个菜，一碗米饭，或几个包子，一碗菜汤。回忆我自己44年的外交生涯，我意识到，假如没有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我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摘自《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