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效率，通常都是和快联系在一起的。可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时候，慢反倒更有效率，这种效率来源于质量更高。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朱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跟要上刑场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朱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这若是被现在日码万字的网络作家看见了，怕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呢？何必跟效率较劲呢？简直是一根筋！

朱东润一身傲骨，自信满满，在复旦大学是很有名的。据说他曾做学术报告谈传记文学，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作品是值得一读的。一部是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一部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还有一部就是他自己的《张居正大传》。陈思和在转述这段故事后说：“我很佩服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本来就应该有这种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自信。不像现在，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问题，偏要从外国人或者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那儿找理论依据。”

倘若没有朱先生咬牙切齿地说“最少三年”，恐怕也出不了那么多的传世作品了。朱东润曾希望人们在他死后能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如此足矣。不过，在他逝世后，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朱东润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和书法家。

历史12年的升迁细节，汪衍振搜阅了近2000万字的珍稀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心之苦，用力之深，到了无坚不摧的程度。21年来，汪衍振除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写作。有时为了核实一段史实的出处，可以不吃不喝埋头工作，直到天亮。对于“最笨”这个称号，汪衍振表示笑纳：“媒体或读者说我写的是‘龟速，说我是’中国最笨历史作家，我并不生气，反而觉得不错。‘笨是一种态度嘛，不管多聪明的创作者，一旦涉及历史题材，都不敢不笨。我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坐得住板凳。”

陈忠实写《白鹿原》，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完成。现在的很多人几天时间就能拼凑个1万字的论文，水平孰高孰低？谁更有效率呢？

不要小瞧了慢。慢，不但把人安全地送到了今天，还贡献了丰厚的遗产。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卫城、意大利的竞技场、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以及中国的都江堰、大雁塔、西安碑林，都是慢的创造。老子骑牛背入函谷关，进终南山，用一生的时光才得出了关于道与德的思考；孔子坐慢得出奇的牛车周游列国，遂有仁之政、礼之用，并在以后为董仲舒所发现，推崇为一种刚健的意识形态；李白和杜甫慕长安而来，怨长安而去，一边慢悠悠地在山川大地上行走着，一边赋诗吟咏着，春润秋爽，风清月白，遂有唐诗之高峰。若李杜及其同道熙熙而来，攘攘而去，那么大唐的气象何存？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贝多芬的音乐，也无不是漫长时光孕育的。重要的还在于，慢保证了品质，缔造了安全，才使人类生生不息，延绵不衰。

从某种意义上说，慢更能保证效率，甚至最有效率。慢行慢品，才能想得长远，规划周密，不出瑕疵。这种表面上的慢，乃是实际上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