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外甥领着一个女人出去打工，村上传言他俩私奔了。”读着老姐请人代写的来信，我心里不由骂起外甥：都说你是老实人，怎么也做这种混账事？

外甥比我小三岁，小时他来玩耍，拖着两条鼻涕虫，腰上系着一根稻草绳，连裤带褂紧紧箍住。有一回趁他不备，我冷不丁拽下草绳就跑，他紧追几步，裤子就掉下来了。他急了眼向他娘告我的状，而我姐却护着我，他就憋着一股气。那时候有说书人在说“包公传”，他就喊“不要包庇陈世美”。夏天他趁我在河里洗澡，悄悄拿走我的裤带，让我回家时提着裤子低着头怕见人，出了一回洋相。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父亲病故，家里穷得买不起一支铅笔。我跟娘说：“咱不念书了，在家干活吧。”娘正愁着，我姐来家说：“念吧！姐有一口吃的，你就饿不着。”为了供我念书，老姐让上学的外甥停学，干起了庄稼活，至今大字不识一箩。外甥结婚时我正在读大学，就买了一根人造革皮带送给他，他却舍不得用，裤腰依然系着线带子。有时干脆把裤腰一拉一拧一翻，裤子便在他肚皮上服服贴贴，即使挑担走路，也落不下来。

我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成了家，回老家不多。姐夫不幸病故后，外甥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他家人多田少，没活干时，就跟人去外乡贩点稻谷补贴家用。他也挺有孝心，对他妈好。这些年来，虽说和外甥见面少了，但我始终忘不了与他的这份亲情。在我眼中，他是一个“发物不吃、犯法不作”的人呀。

我把电话打到乡里了解情况，乡助理告诉我说，你外甥贩卖稻谷那阵子，结识了一个已婚女人，俩人走得很近，有些风言风语。后来听说两人索性到你那儿打工，将近一年了。

外甥在我眼皮底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难怪老姐着急忙慌写信来。我翻来覆去一夜没睡，思量这事究竟该管还是不管……

早上一上班，我便叫来李副检察长，简要地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你个任务。”我说，“也算是帮我个忙。”

“嗯，抓你外甥？”李检问。

我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检又说：“构不构成重婚罪另当别论，这涉及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情况有点特殊。先找到人，了解一下再说。”

很快，外甥找到了，被临时羁押在本市看守所。

“你外甥要见你一面。”李检在电话中说。

“你就说我没空，有话可以和你讲。”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外甥听说我不愿见他，哭着说：“难不成大水冲倒龙王庙了吗。”

在案情分析会上，李检又提出，作为嫌犯的“亲友”，我是否应当回避。

我点点头，说：“我虽是检察长，但毕竟是嫌犯的娘舅，依法应当回避。但请你们不得因此而手下留情，公不公，正不正，我家乡的父老乡亲都盯着呢！”

会上形成一致意见：以涉嫌重婚罪，依法移送其原藉法院审理。

隔天，法警就要押送外甥起程。李检向法警特别关照：“涉嫌重婚，可不上铐。”

临行前法警请示我说：“为安全起见，可否抽掉嫌犯作裤带用的尼龙绳？”

此时我的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甜一起袭上心头。沉默了好一会，我缓缓解下自己的皮带：“请把我的皮带交给他。”接着我又郑重补充了一句：“他路上的安全我负责。”

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我看见外甥头发乱成鸡窝似的，在法警的押送下，背着编织袋，登上西行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