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姚鼐着《李斯论》一文，开篇即否定苏轼“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的观点，说：“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认为秦自商鞅以来，即形成深厚的法治传统，以至数代富强，兼并诸侯，直到始皇时期。李斯在秦的作为与其所学并无关系，“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顺应潮流，追逐个人利益，满足私欲，“趋时”以动，才是李斯为人行事的根本原则。此论颇与司马迁的观点相合。

从《李斯列传》看，李斯许多政治举动的初衷，确与其汲汲谋求个人私利有关。他年少担任郡小吏时，看见府厕粪坑老鼠出没，人犬一近，即惊慌逃窜。进入粮仓，则发现其内的老鼠惬意地躺食于粮堆，却不为人犬惊恐。于是他深有感触：一个人有没有出息，真如老鼠一样，全由自己所选的环境来决定。他跟随荀子学有所成后，推断“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即欲西行入秦施展抱负。辞别之际他对荀子说，秦国有充分成就个人功名的环境，为人处世最大的悲哀耻辱。因此，李斯在秦国的许多建言献策，包括谋害韩非在内，无论对秦国是否有利，基本都以此为初衷，大体与忠君爱国无关。当始皇猝崩后，在事关秦朝未来国运的关键时刻，野心家赵高抓住李斯此项弱点，以其个人能否长享荣华富贵为突破口，钓诱、威逼李斯，比较轻松地说服他一起登上“贼船”，最终实现三人操盘秦朝的运转方向。孰料后来，曾为政治盟友的赵高翻脸无情，与李斯产生嫌隙。轻松摆弄二世的赵高又轻易设局，陷害李斯，使其沦为罪徒，最终李斯走向末路，家族被灭。不久后秦朝也遭遇覆亡。所以，姚鼐感慨：“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于国而言，如有许多像李斯一般的臣僚，一味揣摩迎合君主心意，行溜须拍马之举，特别可怕！为什么呢？历史不喜欢迎合、遵循其意愿去做事的臣僚。此类臣僚一般被视为佞臣，佞臣也并非全无才学。若君主英明，励精图治，这些人就得忍着，或者需积极贡献才华、踏实做事，才有适宜其生存的土壤；反之，历史上许多经验告诉我们，此类人经常坏事，而且破坏力极强。如李斯，在始皇前期，为秦统一及巩固政权，积极有为，奋发努力，贡献良多；在始皇末期与二世时代，他却助力暴政，襄赞皇帝做过太多无益之事，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李斯为人精明，学问博深，又通达事务，明晰道理，是一位难得的治国干才。可惜私欲太重，所作所为，甚至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屈从于一己之私利。宋末陈普诗曰：“抛却韩卢把虎骑，诸生莫讶正忙时。鱼龙不隔蓬莱路，方有东门逐兔期。”正可谓，贪心私欲结恶果，东门逐兔亦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