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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一向开朗的三姐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可从三姐的命运来看，这句经典名言就有些勉强。因为人的一生总是被环境所左右，总是充满变数。又比如我，如果不是高考后跳出农门，我可能和三姐一样至今仍在泥土里苦苦挣扎，甚至会更惨。可命运似乎又是冥冥中注定了的东西，尽管你使出浑身解数却难以逃脱上苍的安排。

三姐是我的亲姐，可我姓崔，她姓刘。我必须承认，三姐的这一变故与我有关。因为我的出生，三姐才被迫改为姓刘。这其中固然有父母重男轻女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是穷困潦倒的日子已无力为她提供最基本的物质所需。

那是天灾人祸仍在延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第四个年头，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在三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作为中介人的姥爷把四岁的三姐背到了小姨家中。小姨婚后五六年一直未生育。已经懂事的大姐二姐和哥无奈地踏着雪泥远远跟在姥爷身后，一路与三姐的哭声遥相呼应，恋恋不舍地把朝夕相处的小妹送到了小姨的村边。

作为交换和安抚，姥爷从小姨家背来了半布袋高粱。娘看见高粱再次昏厥在炕上，一向坚强的爹一脚踹倒高粱布袋，泪流满面地在村外雪地蹲了半夜。多年后回忆起这心酸的一幕，哥仍眼圈发红，对我说：咱家本来就穷，又添了你，稍有一点办法，咱爹咱娘也舍不得把双兰送人。三姐叫双兰。

三姐的到来神奇般地拉开了小姨家人丁兴旺的序幕。后来，小姨接二连三生了三女两男。人多劳少的境况使刚读小学四年级的三姐不得不放下书包扛起了锄把，这个聪慧活泼的学校文艺骨干变成了人民公社战天斗地的一名小社员。

〈２〉

门岗打来内线电话，说那个精神病又来了，你见不见？我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迈动了无奈的脚步。门岗毫无表情的电话让我心里有一点不快，可我不能怨他，因为此前我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这个精神病就是我的三姐，别人也都以为她是有偏执狂的上访者，因为每天都有类似的人把新闻单位当作青天大老爷而屡屡登门告状。

我不耐烦甚至用厌恶的口吻质问她为什么坐在单位门口让我丢人现眼。她一脸憔悴的无奈，低声说：你让我去找谁？

是啊，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而在我面前她是血缘和亲情，更何况是我排挤了她幼年应该享受的至爱亲情。虽然多年滋生的虚伪心理和诸多的无奈，使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个肮脏的乡下人就是我的亲姐。可三姐的反问还是撞击了我几欲麻木的心扉，漂浮起的良知浪花冲刷着我的虚伪和寡情。我掏出二百元塞入她的衣兜，温和了语气对她说：回去吧，好好种地也能过上好日子。

三姐摇摇头，以沉默拒绝我的建议。我知道她的倔强，她从小就是如此。在小姨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回到崔家她总是笑眯眯的，不肯让爹娘知道她的委屈。有一年在生产队喷农药中毒，三姐几乎丧命，爹娘带我前去探望，三姐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脸上仍挤出坚强的笑容，连说没事儿，说着话眼泪扑簌簌掉在娘的手上。后来我想，这眼泪不知容纳了三姐多少辛酸。在我们崔家的老四到刘家变成了老大，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次序问题，更是汗水与负重的标志。小姨亲生的五个孩子都读到了初中以上，挣工分和后来的责任田都落在了姨夫和三姐的肩上。起早贪黑，有几次三姐晕倒在田间。走出小姨的家门，娘抹着眼泪对我说：要是没有你，你三姐也走不到这一步。记住，以后有了能耐千万别忘了你三姐。

母亲的话嵌入我懵懂的记忆中。考上师专那年腊月三姐出嫁，我知道后，尽管面临期末考试，仍请假回家为三姐送行。当我踏着夜色赶到小姨家时，三姐很是感动，自豪地向每一位帮忙的乡邻介绍我：这是俺兄弟，上大学哩。

三姐的丈夫是邻村一个姓杨的退伍军人。杨家与刘家一样都是人多劳少，条件较差。寒酸的两家陪送的嫁妆和操办的婚礼自然也寒酸了一些。为此，三姐怏怏不快，一脸凝色。我知道三姐要强的个性，怕她生气，第二天返校时又到杨家看望三姐。

尘土荡漾，冷风拂面，三姐送了我很远。我劝三姐不要为此事生气，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以后会好起来的。三姐的气消了许多，自信地对我说：放心，我以后过的不会比别人差的。

临上车，三姐塞给我五块钱。我知道这是三姐的血汗钱，坚辞不受。三姐生气地说：你看不起三姐是不？等你以后条件好了再还我。车如一片枯叶绝尘而去，消瘦单薄的三姐在我的回望中渐远渐小，红围巾扎眼地牵着我的视线。我在心里为三姐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