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带领百余艘朦艟大船，越海渡洋，正式开启大航海的壮举，史称“郑和下西洋”。
这场大航海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它不但标志着早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我国就已具有了远洋航行的能力，更是在世界舞台上秀了一把明朝。
大明王朝在聚光灯下享受着八方来朝的同时，郑和下西洋之举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明朝车驾郎中刘大夏就曾质疑： “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回来又有什么用？”
随着时间的发酵， “郑和下西洋是赔钱赚吆喝”的说法愈发深入人心。几百年来，屡屡有人调侃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朱棣的一场面子工程。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收益究竟如何？这场大航海真的是“赔钱赚吆喝”吗？
这要从下西洋的目的说起。据明史记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官方盖章认证了郑和下西洋的两个目的，一是寻找建文帝，二是与周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单从这两个目的来看，郑和的确没有找到建文帝，却依旧花了一大笔路费，而与周边小国的外交似乎更像明王朝的一场自嗨，实在是干了一件“赔钱赚吆喝”的亏本买卖。然而，寥寥数语的官方记录并未道尽郑和下西洋的全部目的，在官方记录的背后还隐藏了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发展经济。
明朝初期，手工业迎来了蓬勃发展，迅猛增加的商品产量为明王朝开拓消费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当时销路最广、获利最多的市场正是海上贸易。明王朝就这么在经济规律的裹挟下，将眼光投向了湛蓝色的海洋。
其实，类似“下西洋”的操作，明朝并不是第一家。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北宋王朝，也曾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 “下西洋”，大举派海船出访东南亚各国，且高调采购列国货物，鼓励各国商队来华贸易，然后就有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红红火火的景象。
而明初的外贸政策，其实也是宋代这种“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政策的延续。为了独享海外贸易的丰厚成果，明王朝还在民间实施了严格的海禁，独家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市场，以便获得高额利润。即使是厉行民间“片板不得下海”政策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海外贸易的主意，朱元璋在位时，就曾与琉球等国家展开过对外贸易。但由于倭寇猖獗，海面上乱成一锅粥，当时的贸易规模十分有限。
到了永乐年间，大明国力空前强盛，打开海外贸易市场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朱棣登基后，立刻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而废弛的市舶司，建立了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臣，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打通了一条经济输血大动脉。
明王朝的丝绸、瓷器由此远销海外，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海外各国的香料、珠宝等商品也以“朝贡”的名义源源不断进口到中原，丰富了百姓。
在这些贸易往来中，明朝政府作为唯一的销售商，利用商品差价赚得盆满钵满。比如郑和在苏门答蜡采购的胡椒价格仅为0.01两/斤，运回明朝后售价便高达0.2两/斤，即便加上运费，利润依旧十分可观。而且，由于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货物，从来都是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有船有货的郑和船队，当然也就牢牢握住了主动权。郑和船队用中国货物交换海外贵金属，也成了常见现象。甚至今天国内一些博物馆里，还收藏着郑和船队带回来的黄金纪念品，足以见证曾经的火热。
以江寒秋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里的总结说： “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和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放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般一本万利的生意，全靠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没有“赔钱赚吆喝”，反倒像摇钱树一样为明王朝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明朝中后期学者严从简，更一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 “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室，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简直是国富民强。
更为难得的是，郑和下西洋还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站太仓，就成为郑和使团出发时招募水手及采办物质的大本营，等到郑和使团归泊后，太仓又成为迎接外宾及各种舶来品的中转站。
繁荣的海上贸易为太仓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太仓一跃升级为大明海外贸易的黄金口岸，以至于“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太仓“财赋甲于天下”，成为物阜民丰的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码头附近的工商市镇迅速发展起来，到了郑和下西洋半世纪后，即明朝弘治年间，当地的浏河镇、鹤王市等地，都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 “数十里货群萃于市中”，场面十分热闹。
一个太仓尚且如此，放在明朝版图内，其带动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国时高度封闭的明王朝会在下西洋的几十年里，出现东南商业繁荣的新局面。拉动明朝经济的“强心针”，正是郑和船队“打”的。
然而，纵使郑和下西洋为明王朝带来了万千财富，却依旧难逃经济规律下看不见的手。随着郑和一次又一次远渡重洋开展贸易，明朝的进口商品日益丰富，商品市场渐渐趋于饱和，这直接导致了进口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原本0.2两/斤的胡椒，在郑和使团的大量进口下价格急跌至0.1两/斤，可明王朝不愿放弃高额利润，于是想出了内部倾销“折俸”卖给官员们的损招。明王朝组织了员工内购会，却不肯给员工友情价，反而高于市价，依然按0.2两/斤卖给官员们，这一举动无异于克扣工资，大小官员对此敢怒不敢言，纷纷把郑和下西洋当成了降薪的出气筒。
于是，在一众官员的口诛笔伐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瞬间成了“劳民伤财”之举。其实，如果明王朝能尊重经济规律，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可明王朝因噎废食，简单粗暴地把“锅”甩在“下西洋”身上。轰轰烈烈的“下西洋”就此悄然收场。
讽刺的是，虽说明朝官员一直说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可到了停止下西洋不久的明朝宣德年间，明朝工部尚书黄福就叫起了苦：永乐年间“下西洋”，外加迁都、打仗等大事，大明都不怎么缺钱，现在劳民伤财的下西洋停下了，怎么朝廷处处“征调将何以济”。下西洋费钱，不下西洋怎么还没钱？
看过这鲜明对比，几百年后的人们或许才能深切理解当年郑和的那句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也来自海上。
这是一位劈波斩浪的智者，看过了世界之大后，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可惜，却被短视的后来人所无视。惝若明朝能早一些看到海洋的价值，后来的许多悲剧也许都将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