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然是晚清官员中比较优秀的一员，而且还接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班，但是比起他的前辈，起码在对日的态度上，出现严重的转向——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硬，而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软。

　　简单地讲，他患上严重的“恐日症”。终其一生军政生涯，他没有跟日本开过一仗，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中日友好”成为他的邦交主旋律。

　　然而，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什么病症，都不是没来由。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本来是以鹰派自居，但为什么后来变成了鸽派？

　　这与他同第一个日本对手的交锋有关。

　　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第一交锋，可以说是在朝鲜问题上的碰撞。朝鲜的危机，是考验中日两国实力的机会，也是验出两国官员水平的时刻。彼时大清驻日公使袁世凯，日本驻朝公使则是大鸟圭介。

　　公使的地位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决定外交最后成败的往往是战争。然而，公使的个人能力和判断力也不可小觑，它也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外策略与方向。

　　就晚清官员的素质而言，当时普遍不抵日本是事情。但是袁世凯算是晚清庸官中最优秀的一个，这样官员被清廷派到朝鲜，当然是被寄予厚望。

　　从历史沿脉，衡量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是最后一个标准。因为朝鲜往往是中国最后的藩属国，中国如果失去朝鲜，则彻底失去“大国之势”。

　　朝鲜战争爆发前，因为清朝的老底还未完全掉落在附属国面前，所以朝鲜对清国还是唯唯诺诺。袁世凯在朝有囊助一切的权力，犹如监国。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都不能自主。“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

　　在交往仪式上，袁世凯与朝鲜官员交往，均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在朝鲜官主位之上。

　　然而，一切都因为东亚历史的巨变而改变。袁世凯在朝的“好日子”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到来而宣告结束。这个人就是日本新任驻朝公使大鸟圭介。

　　甲午战争的序幕是朝鲜。这场内战的结果决定中日在朝鲜的最终地位。

　　朝鲜战争初始，大鸟圭介听从外相陆奥光宗的指令，采取韬晦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面宣布日本无意干涉朝鲜内政，一面秣马厉兵。

　　袁世凯在韬光养晦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对局面发展的基本判断力。他果然中计，电告李鸿章：日方没有出兵干预迹象。得到错误信号的清廷胆壮不少，遂做好出师朝鲜平乱准备。

　　清廷在袁世凯的“误导”、朝鲜王宫请求下，派兵一千五百入朝，并依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不顾朝鲜强烈反对，派兵近九千挺进朝鲜，朝鲜局势陡变。

　　袁世凯深知大鸟圭介是日本著名好战派，“大鸟来汉，必有挟议”，当初大鸟与前任日本驻朝公使换岗时，袁世凯是极力向朝鲜王室陈述反对意见、阻止大鸟出使朝鲜的。在力阻大鸟来汉、阻止日兵进汉城方面袁世凯做了很多“外交努力”。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大鸟还是来了，他的到来，宣告袁世凯天敌的降临。

　　袁世凯在大鸟面前，深感底气不足，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朝鲜之建议，这不啻于率先对日本露怯。羽翼丰满、枕戈待旦的大鸟当然不可能不愿撤，对朝鲜虎视以久的日本拒绝各国公使之调停，进一步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彻底否定中朝宗藩关系，冲突加剧。

　　内战一爆发，袁世凯的对手大鸟圭介爆发出蛇一样的灵敏与攻击力，亲自带兵、兵临朝鲜王宫，而一度高高在上的袁公使，其反应速度与果决力相形见绌。先是等靠上司指令，失去对局面的自我判定，然后一看形势不妙，脚底抹油——开溜。

　　于是，大鸟圭介一举拿下了朝鲜王宫，迅速掌控了“朝鲜内政”。

　　大鸟等人后来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多为自豪，“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日本备战演练已久，就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了。日本在出兵朝鲜前，用了足足数年功夫来备课。他们派“征韩派”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以供日本政府决策。这些以留学或者考察之名对中国进行调查者，了解到腐朽帝国的实情后，对中国多有鄙视，前后有《斗清策案》、《清国征讨策案》、《邻邦兵备略》、《进邻邦兵备略表》、《军备意见书》等行世，极力煽动中日决战。

　　年月，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袁世凯遂向李鸿章告病假，仓皇回国。结束了他在朝鲜十二年的政治生涯。

　　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凯一反常态，由一意主战转变谨慎观望，最终成为“议和团”主要骨干，也许自此他有了自知之明——清国不是日本的对手，自己也远不及大鸟圭介的胆略。

　　以大鸟圭介为代表的日本鹰派，对中国素有鄙视的心态，说清廷“自甘愚陋”，“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这个描述昭告了中日官员的致命差距——

　　无论是对世界先进文明的反应，还是对外作战，日本军政要员如蛇般灵敏、善于出其不意先发制人，而清朝军政大员相形之下，却似庙中之神——麻木不仁，结果必然让大清“善男信女”们绝望——虽受祭祀，恨无灵验。